2019年，百达翡丽180周年之际，特为钟表爱好者及百达翡丽拥趸限量推出《百达翡丽传记》中文版。25个章节中记录了自创立以来的传奇经历。但光芒万丈的背后却并非是一帆风顺的晴朗，那些不为众人知的至暗时刻，是迎接日出前必经的黑暗。今天，就为您揭露自创立以来百达翡丽四度濒临覆灭的“至暗时刻”。

成为百达翡丽前险些夭折

（P26:百达肖像画）

（百达与沙柏创立公司的地点，P23）

        当这位年轻的波兰战士安东尼·百达（Antoine Norbert de Patek）流亡到日内瓦后，1830年代下半叶，百达因坠入爱河而决定在瑞士定居。而这段姻缘的牵线者正是百达的第一位合伙人——费朗索瓦·沙柏（Francois Czapek）。1839年5月，百达与沙柏共同创办一家小型制表公司，百达翡丽的故事就此拉开序幕。

       百达与沙柏合作的五年中，沙柏负责钟表制造方面的事务，而百达负责商务方面的推广。逐渐，沙柏花天酒地的生活，以及经常开小差到波兰及波西米亚长时间旅行的散漫工作态度令百达感到不满。也正因沙柏漫不经心地对待工作，令生意也遭到影响，濒临破产境地。根据账簿显示，当时公司现金款额一度仅有1.86瑞士法郎。除经营不利外，作为主要客源的波兰人逐渐减少也是令生意陷入困境的另一重要原因（P32）。

（P32:1844年于巴黎举行的法国工业博览会）

（P33：翡丽肖像，绘制于1855-1860年间）

       百达迅速意识到要扩展生意决不能仅依赖本土市场，由此深谙开拓市场的重要性。他随即前往巴黎参加法国工业博览会，在这里，遇到天才制表师尚·阿德里安·翡丽（Jean-Adrien Philippe）。

       19世纪初制表业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无匙上弦，而翡丽在1844年前就完成了发明。在各大制表商对翡丽这项发明不以为然时，百达却洞见这其中的潜力，随即决定与翡丽合作。

       1845年，百达与沙柏终止合作，转而与翡丽携手，百达翡丽由此诞生。这背后显现出百达对于选择生意伙伴，乃至商业方面的果敢与远见都可见一斑。

欧洲大革命阴影下举步维艰的境地

 （P36: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使动荡浪潮席卷全欧洲）

       成功度过第一次危机后，百达与新搭档翡丽安稳经营三年制表业务。好景不长，1848年欧洲大革命爆发，这场欧洲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令人们忧虑重重，再无闲情逸致购买时计。一度下滑的业绩令百达无力偿还欠款，他给债主们的信中写到“我的情况十分严峻，我以人格担保，我口袋里仅剩195瑞士法郎，可以给你100，其余的留给我和妻子（P45）”。

（P56：伦敦万国工业博览会）

       与此同时，翡丽依然潜心研究制表技术，1850年百达翡丽开始生产半成品机芯。翌年，伦敦万国博览会召开。当时最为先进的品牌推广方式，便是参加大型博览会，百达翡丽受邀参展，并向维多利亚女王呈献一块怀表（P58）。

（P58：翡丽呈献给维多利亚女王黄金无盖挂表，采用翡丽于1845年开发的创新专利柄轴上弦系统）

（P57：维多利亚女王购自百达翡丽的挂表）

       维多利亚女王为自己及丈夫购入两枚怀表。也正是在此次博览会上，穿梭在来自世界各国展品之中的百达发现美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P61：No.4035柄轴上弦怀表，黑色珐琅背景上绘有乔治·华盛顿的灰色肖像，并添加了透明珐琅作修饰）

       作为试水，百达将一枚绘有有乔治·华盛顿画像的时计在博览会中展出，这枚怀表果然受到了一位来自芝加哥商人的青睐，以640瑞士法郎购入（P57）。百达受此鼓舞，决定到大洋彼岸开拓美国市场。

（P70：百达乘坐蒸汽轮船横跨大西洋）

       1854年11月中旬，百达出发去往纽约。现如今我们乘坐飞机进行跨洋旅行，千万公里的旅程也不过一天就能到达。彼时的交通工具是蒸汽船，即便是特等客舱也被查尔斯·狄更斯形容为“荒谬的盒子”人在其中如同躺在棺材内一样狭窄闭塞（P71）。百达在这样的环境中，加之遭遇恶劣天气，抵达美国纽约竟花了14天（如今瑞士飞往纽约的航班仅需六小时便可到达）。这趟旅程还未到目的地便令百达身心俱疲，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

（P71：百达的旅游信件）

（P75：纽约阿斯特广场剧院，1850年）

       百达在纽约总是选择下榻最贵的酒店，认为治安会相对有保障。即使这样，也难逃被偷窃，他说“我们中午抵达，下午5时下楼用了晚餐。就在这期间，4间卧室的门锁被撬，包括我住的房间；行李箱的锁都被砸坏，行李包被划开，所有金器全部被盗”百达去投诉，听者却只是耸耸肩（P75）；盗贼并非只“欺负”游客，纽约一间大银行总值2.5万美金的黄金被盗，蒂芙尼先生总值1万美元的钻石失窃。百达在写给日内瓦的信件中描述到。他不仅对纽约的治安感到忍无可忍，更令他怨声载道的是美国人对于瑞士钟表文化的不了解。尽管新世界之旅让百达牢骚不断、开支庞大、险象环生，但美国带给百达的震撼仍是巨大的。

（P82：百达在美国的行程路线）

       他从美国带了两样纪念品回到瑞士：被他称作纪念品的风湿病，与蒂芙尼公司150枚时计的订单。更多的是，这次旅行百达翡丽这个品牌已经留给美国不容小觑的印象。

       百达是一位极具智慧并十分勤奋的商人，这一点并不仅体现在他不断探索并开发新市场的能力之上，更重要的是，在见证了美国庞大的工业发展后，百达头脑清晰地判定绝不与其在大规模制造方面争一日长短，因而更加明了百达翡丽的商业模式：“未来的百达翡丽将会是一家具备最先进技术和原创美学的时计制造商（P79）”。

 从供应商到入主，是谁拯救了低谷中的百达翡丽？

       两位合伙人默契合作之下，百达翡丽的业务在十几年间稳步上升。那时，拥有百达翡丽时计成为了成功的象征。直至19世纪下半叶，百达与翡丽相继离世，由于百达的儿子选择成为一位沉默合伙人，公司由而翡丽的儿子埃米尔·翡丽（Joseph Emile Philippe）参与经营，只是埃米尔·翡丽身体欠佳，40岁英年早逝，后为翡丽之孙阿德里安·翡丽（Adrien Philippe）继任管理层。

（P110：美国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金融家和工业家亨利·克雷弗雷克）

       得益于两位创始人的努力，百达翡丽成为闻名世界的高级制表商。20世纪初，曾被百达深耕开拓过的美国市场进入鼎盛时代，那时一如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等商业大亨们纷纷购入百达翡丽的时计。

       但此时的辉煌，却迎来不久后近乎覆灭式的危机。这亦是百达翡丽经历过前所未有的黯淡黑夜。彼时面对的经济危机，从著名的黑色星期二开启经济大萧条，导致人们对时计的热情急转而下，再到百达翡丽巴西时计零售商（Gondolo&Labouriau）刚德罗与拉里奥无力支付的巨额时计款项（超过65000瑞士法郎，P154），令百达翡丽严重透支。不仅如此，业务发展上，正值由怀表向腕表转型的特殊时期，而管理层对于制作怀表的巨大热情显得对制作腕表的忽视与怠慢，带来致命一击。固步自封加上财务透支，里忧外患的损耗带来业务减半，无力支付员工工资。据记载，当时创始人翡丽之孙阿德里安·翡丽在内的管理层每周都要熔掉一只金质表壳，以此支付员工工资（P154）。

（P154：亨利·爱德华·斯登以及其妻子路易斯）

       在公司面临无法挽回的损失时，燃眉之急是为公司找到买家，一直为公司供应大量半成品机芯的积家提出收购建议，但是董事们更加偏向另一家供应商的合伙提议，即备受尊敬的表盘制造商斯登兄弟公司。

       查尔斯·亨利（charles Stern）与尚·斯登（Jean Stern）曾在1920年代建造了一座大型现代化工厂。显然，正是他们的母亲——极具雄心的路易丝·斯登鼓励他们大胆转型，让斯登兄弟从专业供应商成为有近百年历史且声名显赫的钟表公司的主人。也正是因此这位眼神中坚定的严厉母亲（斯登家族的姓氏，Stern在英文中表示严厉的意思，P161），才是百达翡丽生存至今的功臣。

       1932年底，大萧条进一步加深，斯登兄弟通过投资购买的新设备和工具来表明对公司及其声誉的信心。同时意识到很多债务可能永久无法收回。例如：刚德罗与拉里奥的欠款于1934年被一笔勾销，只能收回未付款而被退还的25枚时计。翌年，斯登家族在股东会议上做出罢免翡丽之孙阿德里安·翡丽的决定，并委任尚·菲士德（Jean Pfister）担任技术总监，而后者的业绩愈发证明该抉择的英明。直至1936年，公司在斯登兄弟的经营下才扭亏为盈，虽然利润仅为象征性的6000瑞士法郎（P161），但毋庸置疑，百达翡丽已经进入斯登家族的时代。

石英危机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P271：百达翡丽电子部门总监乔治·戴乐塞在伯尔尼联邦宫解释电子时间系统计划，亨利·斯登在侧）

       相较前几次濒临破产的绝望境地，石英危机对于百达翡丽来说更像是成为了一段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1971年，受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经济又一次衰败，黄金标准瓦解，美元下跌，导致瑞士钟表出口市场突然暴涨三倍，而日元却显得便宜了。这导致不少制表商将工厂迁至远东，进行大规模生产。1973年首枚数字腕表的诞生，虽然彼时钟表行业内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石英可以完美用于大型钟表组件和座钟，但决不能戴在手上（P293）。可石英表成本低走时准的优势，对传统的高级机械制表造成冲击，很多传统制表商纷纷转投石英表的生产，放弃传统制表工艺。

（P295:1968年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上的百达翡丽展台，展出了经典表款和石英技术产品）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1920年代腕表作为新产品带来的巨大潜力。百达翡丽当时对于腕表的忽视带来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但在斯登家族的掌舵下，历史并未重演。首先，早在1948年，亨利·斯登（Henri Stern）就预见到石英时代的来临，百达翡丽在这一年便成立了电子部门，亦参与研发石英腕表机芯Caliber Beta 21。然而在经济的冲击下，瑞士钟表行业市场份额从1977年的43% ，六年后跌至不足15%。亨利·斯登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向公司员工宣布采取部分裁减措施——雇员的工作时间被缩减至每周四天（P297）。

（P300:1974年百达翡丽宣传公司价值观的手册，4 Ps分别代表：完美、珍贵、声誉、自豪）

（P310：菲力·斯登在罗纳大街历史悠久的办公楼中埋首工作，约1980年间）

       即便如此，在菲力·斯登前往远东进行考察后，他坚定不随波逐流地生产那些亮眼、闪烁、带夜光功能且体型混圆的手表，也不会去远东地区建立低成本工厂，聘用廉价劳工。菲力·斯登表示他有信心依靠品牌实力，在不进行激进改革的前提下，继续从事百达翡丽最擅长的工作：制造顶级品质的瑞士时计。

（自1968年推出以来，备受欢迎的Golden Ellipse系列）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闻名遐迩的240机芯就诞生在此期间。几年后，石英热潮褪去，人们重新重视品质精湛的腕表，这时，百达翡丽早已做好赢回市场的准备——1977年推出的全新240机芯首次被装载到新款Golden Ellipse Ref.3738腕表中，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

       事实上，石英危机之中最大的挑战并非是让一家独立经营的传统制表商去制造石英机芯，而是处在当下钟表制造业发展的迷雾中如何前行，无人知晓完全投入石英表还是坚持传统高级机械表哪一种才是正确的选择。结果证明，百达翡丽在此浪潮中做的决定就将挑战扭转为机遇。这不仅归功于菲力·斯登的英明决策，也是独立自主运营模式的巨大优势。

       1970年12月，菲力·斯登就表明百达翡丽不论是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加入某一集团。他坚信百达翡丽存在的理由便是“为具有高级鉴赏力和卓越品味的顾客制作顶级时计”想要做到这一点，便要捍卫并加强自身高品质豪华时计生产商的形象，而加入大集团将成为灾难。百达翡丽于1970年代初变安装了第一台计算机，菲力·斯登表示这些投资让“百达翡丽满怀信心地迎接未来。在标准化已成定律的世界，高品质生产才能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P285）。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人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期待你也读出这份传奇故事的不同精彩！欲购买《百达翡丽传记》中文版，请扫描二维码：